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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拼音]：Chunqiu

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到公元前476年（《史记·十二诸侯年表》为前 477年，《史记·周本纪》为前478年）周敬王卒的中国历史时期，因鲁史《春秋》记录了这一阶段的历史而得名。由于周的东迁，前人也称这时期为东周。

【资料图】

周东迁后，实力大为削弱。全国处于分裂割据的状态。见于《左传》的大小国家约有一百二十多个。其中以姬姓者为最多，有晋（在今山西侯马）、鲁（在今山东曲阜）、曹（在今山东定陶）、卫（先在今河南淇县，后迁至今河南濮阳）、郑（在今河南新郑）、燕（在今北京）、滕（在今山东滕县）、虞(在今山西平陆)、虢（在今河南陕县）、邢（初在今河北邢台，后迁山东聊城）等国；姜姓国有齐（在今山东临淄）、许（原在今河南许昌）、申(在今河南南阳)、纪(在今山东寿光)；嬴姓有秦（在今陕西凤翔）、江(在今河南罗山西北)、黄（在今河南潢川）、徐(在今江苏泗洪)；芈姓有楚（在今湖北江陵）；子姓有宋（在今河南商丘）、戴（在今河南兰考）；姒姓有杞（原在今河南杞县，后迁到今山东潍坊）；妫姓有陈（在今河南淮阳）；曹姓有邾（在今山东邹县）、小邾（在今山东滕县）；任姓有薛（在今山东滕县）；曼姓有邓（在今湖北襄樊）。另外还有属于风姓、己姓、姞姓、偃姓等小国。各国之中最强大者为晋、楚，其次为齐、秦，再次则为郑、宋、鲁、卫、曹、邾等国。春秋末崛起者为吴、越两国。除以华夏族为主的大大小小国家之外，还有不少的戎、狄、蛮、夷交错其间。在长期的相互混战之中，不少小国被强国所吞并。见于《左传》的一百二十余国，到春秋末只剩下原来的三分之一了。

春秋时各国都普遍实行井田制。据《左传》，楚人“井衍沃”，郑“都鄙有章”， “田有封洫，庐井有伍”。所谓井田，是指田地被分划成整齐的小块，田间的土埂和沟洫成为田与田之间的一种界限。《国语》说齐桓公时，管仲以为“井田畴均则民不憾”。这是为了消除农民之间的不满情绪。所以强调把田地一定要划分成等量的面积。另方面则出于对农民征收赋役的需要。与此同时，农民也被组织起来。如《国语·齐语》说齐国是“制都三十家为邑，邑有司，十邑为卒，卒有卒帅，十卒为乡，乡有乡帅，三乡为县，县有县帅，十县为属，属有大夫，五属故立五大夫”。把许多分散的农户，纳入这类村社组织之中，再派官吏去管理，可起到巩固统治的作用。后来郡县制下的乡里制就由此演化而来。

井田的最高所有权属于国家或贵族，农民仅有使用权而已。井田中有公田和私田之分。小块的私田由每户农民去耕种，收获归己。公田则由大家通力合作，收成归国家或贵族。但随着经济的发展，农民种公田的积极性日益衰退，从而影响了国家的收入。于是各国对税收方式也作了相应的改变。齐在桓公时就已实行按地亩征租税，鲁则在宣公十五年（前594）也宣布“初税亩”，长期以来的力役租被履亩而税的实物税所取代。

除田税外，农民还要在有战争时向国家交纳军赋。军赋按井征收粮食、草料和牲畜。由于战争频繁，国家不断加赋，如郑作丘赋，鲁季孙“用田赋”，都是违反旧制而加重农民负担的一种新措施。

除划分为井田的用地之外，还有不划井的零散土地。如《周礼》说在国都附近有官田、士田、贾田、赏田等。官田、贾田是分给供职于官府的小吏、工商的禄田，士田是授予士家属的份田，《孟子》所说的“士有圭田”，即指这类形状不规则的田。这些田的最高所有权也属于国家。当时卿大夫之间土地虽可以转移，但在小贵族和平民中缺乏土地所有权，特别是买卖土地的现象还未曾出现。《礼记》说：“田里不鬻”，与当时实际状况相符。

春秋时农业工具仍以木、石制品为主，耕作工具多为木制的耒耜。青铜农具甚少，仅在春秋末，今长江下游一带才有过较多的铜农具。由于工具、技术都和西周相差不远，故耕作时仍须共同合作，耦耕到春秋末年还未绝迹。

由于农业受工具、施肥等条件的限制，土地仍须轮休。《周礼》说：“不易之田家百亩，一易之地家二百亩，再易之地家三百亩。”即田地休闲的时间不等，长的两年，短的一年，也有不须休闲者，不过数量较少。《左传》中所说的“爰田”，和《周礼》中的“一易”、“再易”之田相似，说明休闲田的普遍存在。

手工业分民间的和官府的两种。民间如纺织不过是家庭的一种副业。官府工业则具有较大规模，《周礼·考工记》提到的工种有攻木、攻金、攻皮和刮磨、抟埴等项，冶铁业大约出现于春秋末，但很快就获得了较大的发展。

商业和手工业相似之处，除民间的相互交易外，就是由官府经营或控制的工商业，《国语》说：“工商食官”，正反映出手工业、商业都以官营为主的这一特点。在各国中，可能出于地理位置的原因，郑国的商业较为发达。从文献记载来看，有关郑国商人的情况颇多，其足迹遍于周、晋、楚等国。商人在出卖贵重物品时，必须取得官府的许可，说明商人尚缺乏独立的经济地位。

在大的都邑中，都有专为交易所设的市，如《左传》提到郑、鲁、齐、晋诸国的市。当时民间交易仍以物易物为主，但布、帛之类已作为一般等价物，起到货币的作用。而使用金属铸币则较晚，《国语》记周景王铸大钱是在公元前 524年，现在所见到的铜铸空首布，其中有一部分当为春秋末年所作。

庶人，或称众，是靠农耕而自食其力的人数众多的平民阶层，也称小人，以区别于贵族身分的君子。《国语》说：“君子劳心小人劳力”。庶人多居于野中，故又称为野人，或称为甿。庶人不同于贵族之处是，只有小家庭而无家族组织，故无氏，时人称庶人为匹夫匹妇。

庶人劳动所得，其中一部分要上交，成为国家或贵族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。除租税外，庶人负责沉重的徭役，他们要为国家或贵族筑路、修城和建造宫室。庶人一般都被束缚于土地上面，缺乏迁徙的自由。尽管庶人社会地位低下，但他们也能拥有一点财产，其中包括少量的牲畜。

庶人以农穑为其职业，有时也可在官府充当秩位卑微的府史，有军功者有进仕之权利。在天下无道时，庶人可以议政。《左传》说：“国将兴，听于民”，即认为君主能听于民，才能使国家走向兴盛和发达。由于民在一国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，故各国的贤明君主和政治家都对庶民十分重视，提出了利民之类的政治主张。

工、商与庶人的社会身分比较接近。当时所谓的工商主要是指为官府服务的手工业者和商人，与后来具有独立经济地位的工商业者是有所不同的。工商本人有官府之廪给，其家属则仍须耕种官府颁发的“贾田”方能生活。

工商都居于国中，身分世袭，不能随意改变职业。但与庶人一样，享有一定的政治权利。当官府苛求无已时，工商往往起而反抗，其中以卫国最为突出。春秋晚期，由于经济的发展，工商渐从官府的羁绊中解脱出来，因走向独立经营而致富。如春秋末，晋国绛地之富商可以“金玉其车，文错其服”。越的范蠡最后弃官从商，“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”。孔子弟子子贡，经商于曹、鲁之间，成为孔门弟子中最富裕者。这种前所未有的现象，为以后战国进入发达的商品货币关系阶段奠定了基础。

奴隶名称不一，一般称为臣妾，也有称为仆、竖或牧、圉者。卿大夫家中都拥有较多的奴隶，奴隶往往来自于赏赐，如晋景公曾赏给克狄有功的魏桓子“狄臣千室”。除私家外，官府也有不少的奴隶，尤以罪犯奴隶为多。所谓的奚、罪隶、胥靡就是指这一类的奴隶。《国语》说：“皂隶食职”，即罪隶因有职事而受到官府的供养。

臣妾或仆、竖一般多从事家内服役，而牧、圉则是专管牧放牛马的奴隶。官府还有一批具有手艺的奴隶，如《左传》有鲁的孟孙曾贿赂给楚人“执斫、执鍼、执纴皆百人”的记载，这里所说的是木工、缝衣工和织工。《国语》说当时有所谓隶农者，即使获得肥沃的土地，但收成多少都和自己无关，当是从事于农耕的官奴隶。由于农业劳动中以庶人劳力为主。故奴隶劳动在生产中起不到支配的作用。

春秋和西周相似，在王国或侯国之内，分成国、野两个部分。国是都城及其四郊，是君主直接统治的区域；在郊以外到边境为野，或称野鄙，君主把野的一部分分封给卿大夫，由卿大夫去统治。

国中所居者为国人，其中包括士和工、商或其他一些平民。如齐国把国中分为二十一乡，即士乡十五和工商之乡六。士是贵族中地位最低者，他们世代服兵役，出征时充当甲士；也可以仕进，国家授予他们小块土地以作为俸禄，故《国语》说：“士食田”。士在国人中属于主体部分，具有重要的政治地位。包括士在内的国人在发生暴乱或政变时，往往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，因此，君主或贵族经常“礼国人”，或是对国人“饩粟”，如他们能赢得国人的支持，将是政权能够巩固的重要保证。

在野鄙中，有大片的井田和一些都邑。如齐在野鄙中设王属，每属之下有十县，每县之下有三乡，乡下有十卒，卒下有十邑，每邑之下有三十家。《周礼》说野中有六遂。“属”或“遂”中的土地划成井田，由农民去耕种，其收成归国家，成为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。都、县是贵族的封邑，晋国称封邑为县，鲁国则称为都。卿大夫从封邑所得的收入，其中一小部分要以贡的形式交纳给国君。

野中的居民称野人或庶人、野甿者。春秋前期，野人的社会地位较低，不服兵役，仅承担交税和服徭役等义务。到春秋晚期，野人也当兵，地位有所改变。但无论何时，野人也仍属具有自由民身份的平民阶层。

春秋时各国的统治集团由国君的宗亲或少数异姓贵族所组成。《左传》说：“天子建国，诸侯立家，卿置侧室，大夫有贰宗。”从天子到卿大夫都是实行嫡长子继承制，次子则分封。各诸侯国之中，长子继位后，次子或庶子为公子，公子之子为公孙，公子、公孙的家族称公族。由于其贵族身份世代相传，又称之为世族。同姓或异姓贵族都有自己的氏名(见姓氏)，并享有封邑和田地。邑或田地的多少、大小，各国不尽相同。如卫国的卿可以拥有百邑，大夫为六十，而晋人以为大国之卿有一旅之田，上大夫有一卒之田。当时官禄与土地是相应的，有官则有土，亦享有禄。拥有大片的田地，是卿大夫在政治上具有强大实力的物质基础。

卿大夫的其封邑上建立起一套较为完整的统治机构。卿在封邑上修建起号称为都的城堡，有的规模甚至可和国都相埒；还设置有治事的内朝和官属。治理都邑的有邑宰。分管其他具体事务的有马正、司马、工师、贾师等官职。贵族还有权诛戮或惩罚有罪的族众或臣僚，为了封邑的安全，一般都设有私人武装的甲卒(或称私属)，国君出征时，贵族往往以其甲卒相从。可见在卿大夫都邑中，不仅有农民为贵族提供租税和力役，而且还有军队、法庭和官属。因而这类都邑实际上是侯国的一个缩影。

当时称这种实力强大的卿大夫家族为强家。各国都有若干在侯国统治集团中占据举足轻重地位的强家（公族）。君主如得不到公族的支持，其统治就很难维持下去。但公族势力过于强大，又会削弱公室的力量。特别到春秋晚期，同姓或异姓的强家，其实力越来越大，如晋的郤氏“其富半公室，家半三军”，鲁国的季氏“富于周公”，君主已有名无实。这种“末大必折，尾大不掉”的现象在当时非常普遍，造成权去公室，政在家门的结局。所以不久之后，便出现了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。

王室或侯国中职位最重要者为卿士，是君主之辅佐，当时简称为卿。一般高级官吏皆由大夫充任，而大夫中能秉国政者则号为卿。在卿位者多为公子、公孙。晋国情况略异，卿常由异姓大夫担任。

卿除主政外，作战时或充当将帅。春秋早期，周王室之左、右卿士及齐之国、高二氏，分别担任左、右军之军帅。以后卿人数渐渐增多，如郑、宋有六卿，晋最多时可达十二卿，而掌实权者仍是其中的一二人，他们被称为正卿、冢卿，郑则称为“为政”或“当国”，以区别于其他的卿。在卿位者仍有具体官职，如鲁的三桓，分别担任司徒、司马和司空；宋的正卿任右师、大司马、左师、太宰等职；楚之二卿为令尹、司马。卿的官位常是世袭的，故当时称之为“世卿”。

各国管具体事务的官职有司徒、司马、司空 (见三有事)、司寇等，这四种官职名称之前或有加上一“大”者。宰也是常见的官名，或称太宰，有的国家其地位颇为重要。属于师傅之官有太师、少师、太傅。以上几种官职常由卿来担任。此外还有祝、宗、卜、史之类的官职。再有是掌管来往贵宾的行人，管理刑狱的理或大士和尉氏，管理市场和手工业的褚师、工正和工师，管理山林川泽的衡、麓和虞人，管理地方的封人、县师或隧正。楚的官名较特殊，最高执政官的卿为令尹，其他管理各种具体事务者也多以尹为名，如有箴尹、沈尹、连尹、清尹等十几种名称。秦国也有庶长、不更等他国所不见的官名。

作战时以车战为主，故各国都有数量甚多的兵车。春秋晚期，晋有兵车四五千乘，其他如楚、齐也有几千乘。出师作战时，军队分为中、左、右三军。中军一般由君主统率，左、右军则归卿率领。晋于春秋早期即由卿主三军，中军帅称元帅或将军，同时又是晋之执政。军队士兵主要由小贵族士所组成，庶人或牧、圉也有随军出征者，但非军中主要力量。中军是王卒或公卒，即君主之族众，当时称之为国士，是三军中精锐部分。左、右军由卿大夫的族众所组成。晋在军师之下，有军大夫、军尉、司马、候等官职。

除战车外，也有步卒。如晋国为了和戎、狄作战，曾经“毁车为行”，“行”就是步兵，郑国称步兵为徒兵。但终春秋之世，车战仍比步战更重要。吴、越两国设有舟师，是一支重要的水上攻战力量。

春秋时的刑罚以五刑为主，即墨、劓、宫、刖、杀五种。杀为死刑，其余皆为毁伤犯人身体某部的肉刑。特别是刖刑，是当时经常使用的一种惩罚手段。《左传》说齐国于春秋末曾经“履贱踊贵”，表明被刖足者之多。有些贵族因犯罪也受此刑，齐的鲍牵即被刖足。较轻的刑罚有鞭刑，官吏有过者即遭鞭打。犯人也可用甲、盾或铜块来赎罪。还有将犯人或其家属罚作奴隶者，《周礼》说：“丈夫入于罪隶，妇人入于舂藁。”

到春秋晚期，由于社会经济发生了变化，在刑法方面也要求作相应的变革。公元前536年，郑国“铸刑书”，即把刑法条文铸于鼎上。公元前513年，晋国铸刑鼎，以公布范鞅所作的刑书。公元前501年，郑国杀邓析而用其竹刑。在此以前，所谓“议事以制”，就是判决者往往临事作出惩罚标准，缺乏成文性材料的依据。而在刑法条文公布之后，官吏或贵族的专横独断受到抑制，这在历史上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，并对以后战国时期刑法条文的完善具有深远的影响。

西周末年，关中因受战争和自然灾荒的破坏而变得十分萧条，力量微弱的周王室已无法再在镐京一带立足。公元前770年，平王依靠晋、郑诸侯的帮助而东迁洛邑。

东迁后的周，起初尚占有今陕西东部和豫中一带的地方，后来这些领土渐被秦、虢等国所占据，周所能控制的范围，仅限于洛邑四周。疆域的缩小，使周失去了号令诸侯的能力，各诸侯不再定期向天子述职和纳贡，周王室的收入因此而减少。周经常向诸侯求车、求赙、求金，失去了昔日的尊严，已和一般小国无别。

与周相邻的郑，也是西周末从关中迁到今河南新郑一带的，但在春秋初中原的小国中，堪称佼佼者。特别到庄公时，郑的武力较强，不仅战败戎人，而且还灭掉了许国。公元前707年，周桓王伐郑，结果被郑打得大败。此后，周王再也不敢用武力来制服诸侯，而野心勃勃的郑庄公则颇有称霸中原之意。除郑以外，宋、鲁等国都很强盛。西周“礼乐征伐自天子出”的局面为“礼乐征伐自诸侯出”所替代。

齐在经济、文化上都较为先进，是春秋时东方的泱泱大国。春秋初年，齐内乱迭起，无暇对外。桓公继位后，任用管仲为辅佐，稳定了国内的局势，同时又注意发展经济，国力大为充实。于是桓公积极开展对外活动，首先拉拢宋、鲁两国，接着把郑也争取过来。当时北方戎、狄势力强大，华夏小国深受其害。公元前661年，狄伐邢（今河北邢台）；次年，狄又破卫（今河南淇县），卫只剩下遗民五千余人。齐乃出兵救邢存卫，迁邢于夷仪（今山东聊城），迁卫于楚丘（今河南滑县）。史称“邢迁如归”，“卫国忘亡”。由于齐联合其他诸侯摧折狄人南下的锋芒，使邢、卫两国转危为安并受到保护，齐桓公在中原国家中树立起很高的威信。

南方的楚国，在春秋初年还并不强，但经过武王到文王的苦心经营，楚开始强大，先后灭掉了邓、申、息等国，并渐向北发展其势力。到成王时，楚打算更进一步向中原逼近，但正逢齐桓公的崛起，一向服属于楚的江、黄等小国都转向齐。这使楚大为不满，于是连年进攻郑，以此作为报复。公元前656年，齐桓公也采取相应的举动，率领鲁、宋、陈、卫诸国之师，讨伐追随于楚的蔡国。蔡不堪一击而溃败，齐遂进而伐楚。楚不甘示弱，派人责问齐师。最后两国无法压倒对方，故在召陵（今河南郾城）会盟。这次齐虽未胜楚，但楚北进的计划受到了阻力。

公元前651年，齐桓公大会诸侯于葵丘（今河南兰考），参加盟会者有鲁、宋、郑、卫等国的代表，周天子也派人前往。盟会上规定：凡同盟之国，互不侵犯，还须共同对敌。通过这次盟会，齐桓公成为霸主。霸主就是代替天子而成为诸侯中的主宰力量。

桓公死，诸子争立，内乱不息。齐失去其霸主地位。齐称霸时间虽不长，但对阻止戎、狄入侵和遏止楚的北上起到一定的作用。

武力强而好战的宋国，在宋襄公时期，也跃跃欲试，想乘齐中衰而成为霸主，但不久就被楚所摧败。

晋在春秋初年比较弱小。其疆域仅包括今晋南和汾、浍流域一带，都城在翼（今山西翼城）。《国语》说晋国是“景、霍以为城，而汾、河、涑、浍以为渠。”《左传》说：“晋居深山，戎狄之与邻”。由于晋国是“表里山河”，有难攻易守的好处，但这样的地理环境对于晋和中原的交往则颇为不利。

公元前745年，晋昭侯封其弟桓叔于曲沃（今山西闻喜）。桓叔实力超过晋君，双方展开了不断的激烈斗争。到公元前679年，桓叔之孙取胜而成为晋君，是为武公。到其子献公时，晋改一军为二军以扩大兵力，随后灭耿（在今山西河津）、霍（在今山西霍县）、魏（在今山西芮城）三个小国，接着又灭虢(在今河南陕县)、虞（在今山西平陆）两国，晋国疆土从黄河北岸延伸到黄河以南。这对晋以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。

献公时晋开始强大。献公死，诸子因争位而酿成内乱。相继在位的是碌碌无能的惠公和怀公，故一直受制于秦。晋长期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。

公元前636年，流亡在外达十九年之久的公子重耳，在秦的援助下回国继位，是为有名的晋文公。他备尝“险阻艰难”，所以即位后能奋发图强，任用有才干的赵衰、狐偃等人，并注意发展农业、手工业生产。经过文公的治理，晋政权不仅巩固起来，而且还出现“政平民阜，财用不匮”的局面。

同年，周王室发生内乱，周襄王出居郑以避难。公元前635年，文公利用这一机会，出兵平乱，护送襄王归国。襄王为了酬谢文公的功劳，把阳樊、温、原和攒茅之田（今河南济源、武陟一带）赐给晋文公。文公通过兴兵勤王，除得到土地外，还提高了晋在中原诸侯中的威望。

自齐霸中衰，楚又乘虚而入，中原的一些小国都在其支配之下。当时不仅鲁、郑屈服于楚，甚至象齐这样的大国也受到楚的威胁。由于晋的强盛，晋楚之争势在必然。公元前632年，晋楚发生城濮之战，楚人战败。晋文公和齐、鲁、宋、卫等七国之君盟于践土（今河南原阳），并得到周王的策命。是年冬，晋文公又会诸侯于温（今河南温县），周王也被召去赴会，晋跃升为中原的霸主。

文公死，襄公立。襄公依靠文公手下的一批老臣，不仅能使内部稳定，同时还打败白狄与秦人，故晋仍能保持其霸业。

周东迁时，秦襄公因护送平王有功而被封为诸侯。秦原来居于今陇东，周东迁后，占有岐西之地。德公时居雍(今陕西凤翔)。到穆公时秦渐强大。秦和晋通婚，故关系较密切，两国又因接壤而经常有矛盾。在晋文公卒后，穆公即乘晋丧而东向派兵袭郑，后因郑有备而退回，但在行经殽（今河南渑池、洛宁一带）地时，遭到晋伏兵的狙击，秦师全军覆灭，三师被俘。此后，秦不断和晋较量，如公元前625年，秦伐晋，战于彭衙（今陕西白水），秦战败；一年后，穆公亲自率兵伐晋，渡过黄河后，烧毁乘舟，晋人见秦有决一死战之心而不敢应战。秦由于国力不如晋，故屡与晋战而很少得利。而晋正好堵住秦东向的通道，故秦很难进入中原。出于以上原因，秦只好向西发展，击败附近的戎人以增强自己的力量。史称穆公“益国十二，遂霸西戎”。同时，秦与南面的楚国加强联系，从穆公以后到春秋末，秦一直和楚站在一起而与晋为敌。

在晋文、襄时期，楚不敢与晋争锋。到楚穆王时，楚不断对其邻近的小国寻衅，先后灭掉了江（在今河南汝宁）、六（在今安徽六安）、蓼（在今河南固始）等小国。晋自襄公卒后，大权旁落于赵盾之手，赵盾为了树立自己的势力，排斥异己，杀灵公立成公，晋放松了对外的争霸活动。而这时楚的国势正盛， 楚人范山对穆王说:“晋君少，不在诸侯，北方可图也。”楚看出晋国的弱点，很想到中原建立霸业，但不久穆王即死去。

继穆王而立者是庄王。庄王初年，楚的局势很不稳定，接连发生贵族暴乱，又逢天灾侵袭，而邻近于楚的群蛮、百濮也都乘机对楚进行骚扰。庄王平息乱事，并在内政方面作过一些改革，能够赏罚分明，大小贵族各有所用，使“群臣辑睦”；对人民也有所加惠，即使经常出兵，但国内也可以“商农工贾，不败其业”。由于庄王治国、治军有方，楚国力日益强盛。

公元前606年，庄王伐陆浑之戎（今河南伊川一带），观兵于周郊，并派人向周询问周九鼎之轻重，以表示有吞周之意。公元前598年，楚攻破陈的都城；次年又兴兵围郑，郑被困三月因城破而降楚。这使晋难堪，故晋派荀林父率大军救郑，晋楚两军大战于邲(今河南郑州北)。这时晋国政令不行，将帅不和，特别是副帅先縠刚愎自用，不肯服从命令，结果晋军被楚打败，狼狈逃归。邲之战是楚国在中原所取得的第一次大胜。公元前594年，楚又围宋达九月之久，宋向晋告急，晋因畏楚而不敢出兵。宋、郑等国都屈服于楚，庄王成为中原的霸主。

随着晋霸的中衰，常和晋站在一起的齐，渐对晋藐视起来。齐顷公时，齐一面和楚连结，一面又不断对鲁、卫两国用兵。另外又不尊重晋的使臣郤克。公元前589年，鲁、卫两国因不堪齐的侵伐而向晋求救，晋派郤克率兵攻齐，两军激战于鞍（今山东济南），齐师战败。齐与晋结盟，并答应归还占领鲁、卫之地。这次战役表明，晋虽不如以前强盛，但齐仍不是晋的对手。

鞍之战晋获胜后，又引起楚对晋的敌意。这年冬，楚以救齐为名而大兴师。接着楚在蜀（今山东泰安）举行了盟会，参与者有齐、秦、宋、郑、卫等十国，声势颇盛。晋不敢出来与楚抗争。当然，楚也不敢攻晋，两强处于相持阶段。

公元前580年，晋厉公立。厉公颇有重整晋国之意，于即位之初就打败了狄人和秦人。被晋人称为“四强”的齐、秦、狄、楚，这时除楚之外，都为晋所制服。

公元前579年，晋、楚两国在宋华元的调停下议和，但两国均缺乏诚意，只能使矛盾获得暂时的缓和。公元前 576年，楚首先违约而向郑、卫发动进攻。次年，晋国以郑服于楚为借口而伐郑，郑向楚求援，楚恭王率大军救郑，晋、楚两军大战于鄢陵，楚战败而退兵。鄢陵之战后，晋在实力和条件上略胜于楚，晋厉公因此骄傲自满起来。次年，“欲去群大夫”，杀掉了郤至、郤犄、郤，想以此来加强君权，但晋室弱而权在卿大夫的局面已很难扭转，所以次年厉公即被栾书、中行偃这些实力很强的大臣所杀死。

厉公被杀之后，晋国卿大夫之间的斗争也趋于缓和，故在悼公时期，晋势复振。

悼公在对付戎人方面采取魏绛和戎的策略，即用财物去换取戎人的土地，以代替过去的单纯的军事杀伐，借此抽出部分的兵力来加强对中原的争霸活动。

公元前571年，晋在虎牢(今河南氾水)城以逼郑。郑背楚而倒向于晋。这时晋、楚俱在走向下坡，但相比之下，晋略占优势，故楚不敢与其相抗。悼公能够复霸，原因就在于此。当然，晋的霸业，至此也已接近尾声。

公元前546年，宋向戌继华元而提出弭兵之议，晋、楚、齐、秦四大国都表示同意。是年六、七月间，晋、楚、齐、秦、宋、卫、郑、鲁等十四国在宋都开弭兵之会。齐、秦是大国，邾、滕是齐、宋的属国，这四国不参加盟约。会上规定晋、楚之从必须交相见，就是说两国的仆从国既要朝晋又要朝楚，同时承认晋、楚为霸主，遂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霸业由两强来平分的现象。

弭兵之会后的几十年中，由于晋、楚两强力量的接近于平衡，彼此的军事冲突较以前大为减少。

西周时各诸侯都要定期对周天子纳贡，春秋时因周衰而此制渐废。随着大国争霸的出现，各小国都要向霸主国交纳贡奉。特别到春秋晚期，霸主国为了加紧对小国的勒索，甚至规定出贡赋的标准，如鲁襄公几次到晋国去听政，就是去听取晋对鲁赋的具体数目。霸主为了能保证有这种收入，时常对小国施加军事威慑，小国为了不致遭受战争的灾难，故必须不断地对霸主交纳奉献。《左传》说：“鲁之于晋也，职贡不乏，玩好时至，公卿大夫，相继于朝，史不绝书，府无虚月。”除了晋以外，楚是另一个霸主，齐是强邻，鲁对这两国也不敢稍有违抗。据《左传》记载，鲁在春秋时期，对晋、楚、齐三国共朝见过三十三次。

郑国地当晋、楚之间，两强发生军事冲突时，郑受害最大。郑在子驷当政时期，采取唯强是从的策略，“牺牲玉帛，待于二境，以待强者而庇民焉。”后来子产当政，他对晋人说：“以敝邑之褊小，介于大国，诛求无时，是以不敢宁居，悉索敝赋，以来会时事。”郑和鲁一样，为了少受讨伐，只能向两强多交贡赋。郑人每次赴晋，都要带着丰厚的礼品，如晋安葬晋平公，郑执政子皮带着一百辆车的礼物前去送葬。

春秋晚期，晋的执政都很贪婪，加重了对小国的压榨。《左传》说:“范宣子为政，诸侯之币重，郑人病之。”又说：“韩宣子为政，不能图诸侯，鲁不堪晋求。”霸主国的苛求无厌，使小国承受着很重的负担。但和鲁邻近的滕、小邾、杞、鄫等小国，都要经常去朝鲁，如杞对鲁稍有不敬，鲁则出兵讨伐之，可见鲁又模仿着强国去对待比自己弱小的国家。

地处长江下游的吴国，由于经济文化较落后，在春秋前期和中原各国少有来往，其活动状况也不见于史书记载。

从春秋晚期开始，吴渐渐强大起来。公元前583年，晋采纳从楚逃亡到晋的申公巫臣的策略，扶植吴国以制楚，派巫臣使吴，并把中原的乘车、射御、战阵都教授给吴人，还“教之叛楚”。从此，吴果然加紧对楚的进攻，属于楚的一些蛮、夷，也渐被吴所吞并。

公元前515年，吴公子光杀王僚而自立，即吴王阖闾。《左传》称阖闾与民“辛苦同之”，是一位有作为的君主。吴在其治理下而日益强盛。公元前512年，吴灭徐（在今安徽泗县北）。楚的卿大夫这时已感到吴的威胁，而且也预见到吴将是楚不易对付的强敌。

吴重用楚亡臣伍员。伍员认为“楚执政众而乖，莫适任患”，建议吴王把吴军分成三部分，每次出一师以击楚，如此轮番地去扰楚，便可削弱楚人，最后以三军攻之，楚一定无法支持。吴王接受了这一计谋，果然，从楚昭王即位之后，“无岁不有吴师”，使楚疲于奔命。

公元前506年，吴大举攻楚。吴军溯淮而上，转战于小别山、大别山一带。继而吴与楚军战于柏举（今湖北麻城），楚军失利。吴从攻楚以来，五战皆捷，吴军遂攻入楚的郢都（今湖北江陵），昭王奔于随（今湖北随县）。楚申包胥入秦乞师，秦襄公派兵车五百乘以救楚。楚人在秦的支援下，把吴军逐出楚境。楚因遭到这次大败而失去其霸主地位。

越和吴相毗邻，占有今浙江一带。越乘吴忙于攻楚而经常出兵以袭吴。公元前496年，吴伐越，战于檇李（今浙江嘉兴），吴师败，吴王阖闾负伤而卒。公元前494年，吴王夫差为报父仇而败越于夫椒（今江苏苏州），又乘胜而攻入越都。越王勾践率领五千甲盾而退保于会稽山（今浙江绍兴），并使人向吴求和，伍员要求夫差灭越以除吴心腹之患，而夫差因胜越而骄傲自满，不听伍员谏阻而许越议和。

吴胜越以后，自以为从此可无后顾之忧，于是一心想到中原和晋、齐试比高下。公元前486年，吴人在邗（今江苏扬州附近）筑城，又开凿河道，将长江、淮水接连起来，开辟出一条通向宋、鲁的水道，进逼中原，在其压力下，鲁、邾等国纷纷臣服。公元前485年，吴派舟师从海上伐齐；次年，又兴兵伐齐，大败齐师于艾陵（今山东莱芜），齐军主帅国书战死，吴俘获齐兵车八百乘。公元前482年，吴王夫差与晋、鲁、周等国会于黄池（今河南封丘）。在这次会上，晋与吴都争作霸主，晋由于国内内乱未止，故不敢与吴力争，使吴夺得了霸主的位置。

《左传》说夫差时，“吴日敝于兵，暴骨如莽”，又说他不恤民力，“视民如雠”。吴在争霸方面虽得逞，但连年的兴师动众，造成国力空虚。越王战败以后，不忘会稽之耻，卧薪尝胆，“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”，越的国力渐渐恢复起来。而吴对此并不警惕。吴王为参加黄池之会，竟率精锐而出，使太子和老弱留守。越王勾践乃乘虚而入，大败吴师，并杀死吴太子。夫差闻讯而匆匆赶回与越议和。吴长期的穷兵黩武，民力凋敝，难以和越对抗。公元前473年，越灭吴。

勾践灭吴之后，步吴之后尘，以兵北渡淮，会晋、齐诸侯于徐州。越兵横行于江淮以东，“诸侯毕贺，号称霸王”。《墨子》说当时的强国是楚、越、晋、齐，“四分天下而有之”。在春秋末到战国初，越代吴成为长江下游的强国。

春秋时从周王室到各个侯国，君权不强者占大多数。鲁、宋、郑、齐、晋等国的君权日益衰弱，而主宰国家命运的卿大夫为了争权夺利，又不断地展开激烈的兼并斗争。

鲁国在僖公时，由桓公之子季友秉政，其后代称季孙氏。季友之兄庆父、叔牙之后为孟孙氏、叔孙氏。这三家皆为桓公之后，故称三桓。僖公以后到春秋末，鲁的政权基本上由三家所把持。襄公时，季孙宿执政，三分公室，鲁君实力被削弱。到昭公时，昭公被逐出鲁国，流浪在外七年而卒。《左传》说：“鲁君世从其失，季氏世修其勤。”由于季氏颇得民心，故鲁国出现“民不知君”的现象。但随着三桓势力的过于强大，三桓的家臣也非同一般。在春秋晚期，南蒯、阳虎、侯犯等先后起来反对季氏和叔孙氏，象阳虎就一度执掌鲁的大权，即所谓的“陪臣执国命”。由此又反映出三家也在走向衰微。

宋国的卿大夫和鲁一样，以公族子孙为主，如有戴公之后的华、乐、老、皇四家，后来有桓公之后的鱼、荡、鳞、向四家。整个春秋时期，宋国的执政不出于戴、桓两族，其中尤以戴族为多。各大族的倾轧很激烈，到春秋晚期，桓氏势力被铲除，剩下戴族的乐、皇几家。

郑国的执政以穆公后人为主。穆公有十三子，其中罕、驷、丰、游、印、国、良七家为强族，即所谓的七穆。从春秋中期到晚期，任郑执政者不出这七家。

齐国在春秋早期由国、高二氏掌握大权，以后又有崔、庆二氏，这四家都是齐的公族。属于异姓贵族者有姬姓的鲍氏和妫姓的田氏。田完本为陈国的公子，后逃到齐，桓公使其为工正。齐庄公时，田氏渐渐得势。景公时，田乞为大夫。田氏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，“其收赋税于民，以小斗受其粟，予民以大斗”，以此来笼络人心，抬高田氏在齐国的声望。景公死后，田氏灭国、高二氏，田乞专齐政。到其子田常时，鲍氏、晏氏也为田氏所除，田氏占有的土地比齐君的封邑还大。到田盘时，田氏的宗族“尽为齐都邑大夫”。田氏在外则和晋通使，成为齐国的实际统治者，齐宣公则有名无实。后田氏废康公（宣公子），代替姜氏而统治齐国。

晋国从献公时起，不许立公子、公孙为贵族，公子、公孙只好离晋而仕于他国。这就是所谓的“晋无公族”，为春秋时他国所无的现象。排斥公族，导致异姓或国姓中疏远的卿大夫得势。文公、襄公时，狐、赵、先、郤、胥等氏颇有权势，以后又有韩、魏、栾、范、荀氏等强大宗族。春秋中期以后，卿大夫之间兼并激烈。从厉公时起，郤氏、胥氏、栾氏被翦除，到春秋晚期只剩下最强的赵、魏、韩、范、中行氏。后来赵又灭范、中行氏。春秋末年，智氏最强，赵联合韩、魏而消灭智氏。晋长期的卿大夫兼并斗争到此告一段落，晋国也被这势均力敌的三家所瓜分。到战国初年，三家得到周天子的认可，晋国乃分成赵、魏、韩三国。

以上几个国家都因为存在强大的同姓或异姓贵族势力，致使君权削弱，“权去公室，政在家门”。卿大夫为了争权夺利，引起内乱频繁发生。但并非诸侯国皆如此，如楚王的宗族虽强盛，却未形成象鲁、晋那样实力很大并能控制君主的强家，故楚的君权较许多中原国家为强。秦的情况和楚也有某些相象之处。

由于各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，春秋时居民中有华夏和戎、狄、蛮、夷的区分。各诸侯国经济文化上较先进而自称华夏，他们把较为落后的小国或部称之为戎、狄、蛮、夷。有些戎、狄、蛮、夷居住在远离华夏的地方，但也有不少是和华夏紧密相连，或是错杂在一起的。

戎和狄主要分布在今黄河流域或更北和西北地区。北戎、山戎分布在今河北和辽宁等地。姜戎、陆浑之戎本在今甘肃一带，后来被迫迁徙到今豫西。在周的南面有扬拒、泉皋、伊洛之戎。另外，鲁的西境以外也有戎人，在卫都的城墙上可以望见戎人的村落，晋国的周围都是戎狄人，故《左传》说:“晋居深山，戎狄之与邻。”

狄分为白狄、赤狄和长狄。白狄在今陕西一带。白狄别种的鲜虞、肥、鼓则在今河北的西部、中部。赤狄中有潞氏、留吁、铎辰、东山皋落氏、廧咎如，都分布在今晋东南一带。长狄之名见于《左传》，具体情况不详。

夷分布在今山东、安徽、江苏北部一带。莱夷在齐的东面，淮夷分布在淮河中、下游。《左传》中提到东夷，《论语》中提到九夷，大约都是居住在今山东一带的夷人。见于《左传》的小国介和根牟，即东夷人所建立。诸夷中以淮夷为最强大，并不断和鲁发生冲突。《诗经》的《泮水》，即为歌颂鲁僖公战胜淮夷而作。淮夷还参加楚主持的盟会，又随楚伐吴。莱夷和齐是世仇，《左传》中齐伐莱的记载甚多，最后为齐所灭。

群蛮和百濮居于楚之南。楚与晋战于鄢陵，蛮人也出兵随楚。濮在江汉之南，或说在今云南一带。

据古书记载，戎狄多为“披发左衽”。《左传》说姜戎“饮食衣服不与华同，贽币不通，言语不达。”这种生活习惯、礼俗、语言的差异，把戎狄和华夏区分开来。自然，差别并非都标志着民族的不同。如戎人中有姜姓、姬姓之戎，显然他们和周人本为同族人，只是出于历史或文化的原因，使他们分道扬镳。尽管戎狄和华夏在文明程度上有差距，但这对彼此交往并无太大妨碍，如周王曾娶狄女为后，晋献公、文公都娶戎族女子为妻。

春秋早期，戎狄势力很盛，中原的华夏诸小国受其威胁较严重，即使晋、齐等大国也经常要遭到戎狄的侵袭。从春秋中期开始，华夏各国有了较大发展，特别是通过称霸而相互联合，增强了对戎狄的防御能力，不少的戎狄渐被华夏所征服。如在今山西、河北境内的赤狄、白狄大部分为晋所灭，齐灭莱夷，秦灭掉西戎的小国，楚国吞并了数量甚多的蛮人或濮人的小国。由于各族长期和华夏聚居在一起，经过不断的相互影响，文化礼俗等方面的差别日趋减少。到春秋末年，原来散居于中原各地的戎狄蛮夷差不多都已和华夏融合在一起了。

春秋晚期，从社会结构到政治体制等方面都在发生变化，文化教育也不会例外。原来各种专业知识多由少数祝史等人员世代传习，而这种“学在官府”的情况已不适应新的形势需要。社会要求在官学外还应有私学，以培养、造就更多的学者和官吏人才。孔子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出现于当时的。

孔子（前552或551～前479），名丘，字仲尼。先世本为宋的贵族，后迁于鲁。他从五十岁起，才开始在鲁国做过较大的官，不久即失去职位，以后一直到处奔波，去过不少国家，但他的政治理想一直未能实现，最后老死于鲁。孔子一生之中大部分时间用在教育弟子。据说他的学生中较杰出者达七十二人，《史记》说他的弟子名气较大而有据可查者达三十五人。他在教学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。

孔子学识渊博，尤熟悉古代流传下来的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等典籍，对周代的礼制颇为赞赏。他自称是“述而不作”。就是说要对这些文献作出解释以传授给自己的弟子。实际上他在注意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，又结合现实而有所发展，起到推陈出新的作用。他颂扬周文王和周公，但也受到春秋时管仲、子产的影响。他把历史上的思想材料，加以提炼，创建了儒家学派。

孔子的主要言论和观点，都被收入由他弟子所编集的《论语》之中。他以仁做为其哲学体系的核心部分，《论语》中论述仁的地方在百处以上。所谓仁就要对人尊重和有同情心，“仁者爱人”。他以为一个人若要达到仁的标准，就须“克己复礼”，通过对自己的克制和约束以提高道德水平，以求符合礼的要求。他弟子说他一贯之道是忠恕。忠恕是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的意思，就是在处世方面要多为别人着想。总之，孔子把仁看作一切道德的总和以及道德当中的最高准则。

孔子爱人的原则也贯穿于有关治国治民的主张之中。例如他说:“节用而爱人，使民以时”，“宽则得众，惠则足以使民”，“子为政，焉用杀”，等等。这些话表明他反对君主对人民横征暴敛和滥施刑杀，而应通过宽惠的手段来得民心，以求得政权的巩固。他对刑罚的见解是：刑罚失中会使人民手足无措，而治国不能单靠刑罚，采用德治才是最根本的办法。他认为一个国家足食足兵还不够，最重要的是必须取信于民。对于用人他也比较重视，认为治国离不开有用的人才。

在天道观方面，孔子并不否认天命鬼神的存在，但他明确地表示：“务民之义，敬鬼神而远之。”即对鬼神持怀疑态度，所以主张应该敬而远之。他还认为，“不能事人，焉能事鬼？”“未知生，焉知死？”把探讨和解决人世间的实际问题放在优先地位，树立起儒家重视人事的传统。

孔子在教育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。他自己能够虚心向别人学习，而且学而不厌，对学生则“诲人不倦”。他提倡“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”的实事求是态度。他本着有教无类的精神，使接受教育者从少数贵族扩大到一些出身于低贱者的阶层。这对春秋末到战国时期教育较以前大为普及起到重要的作用。

由于具体历史条件的限制，在孔子生前，他的政治理想无法付诸实现。但从战国开始，他所创建的儒家学说，成为天下之显学而发挥其一定的作用。从西汉到明清，儒学基本上一直处于一尊的地位，孔子被称为“圣人”或“至圣”，他的名字几乎成了中国古代文明的象征。尽管历代的儒学经过某种改造，和孔子学说的本来面目会有一定的差异，但象强调德治、重视教化、轻鬼神重人事、积极进取等儒家思想的基本准则，仍在不同程度上发挥其作用和产生影响，而且，久而久之，儒家的有些思想和观点不断地渗入到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之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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